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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婴——我的翻译道路
来源:  作者:本站
常有人问我,为什么拿翻译作为终身工作。我的回答是历史。我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,而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个时期,也是苦难最深重的一个时期。

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,我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,那年我十四岁。我父亲是西医,同济医学院毕业后不久任宁波铁路医院院长。他具有爱国思想,也有人道主义精神。他对我的成长有一定影响。

我到上海后,接触一些进步书刊,眼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,对中国人民的残酷迫害,忧国忧民的心情不断滋长,而鲁迅的思想给了我极大的启发,一部初版《鲁迅全集》成了我最重要的生活教科书。我竭力探索一条可以解脱中国人民苦难的道路,而当时的苏联深深地吸引了我,我想多了解一些苏联,就决心学习俄文。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教俄文的小广告,按址来到环龙路(今南昌路),见到一位中年俄国女教师。她看见我就问:“小孩,你要什么?”我说:“我要学俄文。”我问她怎么学,她说:“一块钱一个钟头,你要学多少次?”我心里一核计,我父亲每月给我五块零花钱,一星期学一次就得四块钱。我就回答她说一星期学一次,但我不能告诉她我每月只付得出四块钱。这样,我就从1938年3月1日起开始学俄文,每星期日上午去她家一次,我坐在她对面,用的是当时惟一的教科书《俄文津梁》,她念一句,我跟着念一句。我的这位启蒙教师是家庭妇女,没有教书经验,也不会用中文解释。在那个年代,既没有俄汉词典,也没有一本语法书,学俄文确实很困难。

我这样学了一年多,通过进步组织新文字研究会,认识了姜椿芳同志。他是地下党的一位领导,同夏衍同志一起领导上海文艺界。当年我16岁,他27岁。他知道我这个中学生在课余用功学俄文,就问我学习的情况。我对他讲了学习上的困难,他就主动提出每个月一两次在一位地下党同志家里同我见面,他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问题。他这种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,更增强了我学好俄文的信心。

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入侵苏联,当时姜椿芳同志代表地下党同塔斯社上海分社负责人秘密商量,决定在上海创办一份中文刊物,及时报道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。8月20日中文《时代》周刊创刊。当时上海虽在日本军国主义控制下,但苏日还存在外交关系,日本军方明知这是一本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,但不能公然禁止,只能采取各种卑劣手段加以破坏。《时代》周刊内容主要采用塔斯社和苏报刊文章,但当时上海懂俄文的只有几个人,姜椿芳同志要我也参加一些翻译工作。这样,我从《时代》创刊起就每天晚上和周末利用课余时间为《时代》译稿。当时我十八岁,这也是我从事翻译工作的开端,离现在已有六十五年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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